论毛泽东对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重大贡献

来源: 时间:2017/7/28 9:29:44 作者:曹普 编辑:王耐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新中国建立后,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他高度重视我国的医疗卫生工作,提出了关于发展人民卫生事业的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和主张,并卓有成效地领导了新中国的医疗卫生实践。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新农村的历史条件下,回顾并总结毛泽东的医疗卫生思想及其贡献,从中获取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对于促进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把医疗卫生工作确定为党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高度重视医疗卫生工作。1928年10月,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他把“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与“修筑完备的工事,储备充足的粮食”列为巩固根据地的必要条件之一①。抗战时期,面对陕甘宁边区天花、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流行的情况,他进一步强调:“卫生问题是边区群众生活中一个极严重的问题”②,“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③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把它作为党在局部地区执政能否获得人民拥护和信任的高度来看待的。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医疗卫生工作迎来了新局面,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1951年9月7日,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贺诚就全国医疗卫生工作向中央报告,指出不少省、县以下的党、政领导干部对卫生工作重视不够,认为因不卫生而病死人是“难以避免的‘天灾’”④,而非政府的责任。毛泽东看到这个报告后于9月9日作出批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对卫生工作必须及时加以检查。必须教育干部,⋯⋯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⑤毛泽东的批示,深刻阐明了卫生工作在党的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1960年3月,在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他再次阐述了做好卫生工作的重大意义,指出:“环境卫生,极为重要”,“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⑥。

  为了引起全党对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视,毛泽东还经常利用报纸、广播等手段来宣传党的医疗卫生政策。1951年9月7日,在看到前述的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的报告后,毛泽东批示“这个报告很好”,建议“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引起各级领导同志注意”⑦。1957年12月7日,在读了《安徽日报》社论《四害不除,决不罢休》后,称赞“此文好”,责成胡乔木将其在《人民日报》转载并广播⑧。12月27日,他指示将《浙江日报》刊登的一组有关除四害的报道、特写、社论和照片在《人民日报》转载,并请胡乔木“告新华社注意报道除四害和卫生运动”⑨。1958年2月4日,他看到河北省委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开展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情况的简报后,向《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建议:“此件可发表,广播”⑩,以引起全社会对爱国卫生运动的理解和重视。

  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确定为党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给予高度重视,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我国自古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人民的总体健康素质相对较弱,只有从“重大政治任务”的高度来认识和重视医疗卫生工作,才能真正把人民健康放在第一位,真正体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二、提出“统一领导,全面规划”,消灭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重大疫病

  旧中国由于经济文化落后,许多传染病、地方病流行肆虐。人畜共患的血吸虫病就是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流行病之一。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消灭血吸虫病已成为发展生产、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紧迫任务。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听取了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关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汇报,提出要充分认识血吸虫病的严重性,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他提出,防治血吸虫病要“由党委统一领导,全面规划,党内成立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专责此事⑪。并亲自指定了由柯庆施任组长,魏文伯、徐运北为副组长,农业部和重点疫区的省委书记或省长参加的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1955年11月22日到25日,“九人小组”第一次会议在上海召开。到会的有7个重点疫区的省市负责同志、血防工作干部和专家教授共100余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分析了血防工作的严峻形势,确定了血防工作的方针。同年12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通知,提出要“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等”⑫,并发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下,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很快就在南方各省开展起来。到1957年4月,全国有309个市县全面展开了血防工作,建立了19个专门防治所,236个防治站,1346个防治组,治疗血吸虫患者76万人⑬。

  毛泽东一直密切关注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进展情况。1956年2月28日,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在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中,“消灭钉螺用土埋不行,必须用火焚烧,以期永绝后患”⑭。毛泽东接信后即于3月3指示卫生部照办,并请秉志参加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会议。1956、1957年在广东、上海等地视察期间,他专门接见了从事血防科研工作的陈心陶、吴光、苏德隆等专家教授,倾听他们的意见。1958年在安徽视察时,亲自看了安徽省消灭血吸虫病的规划。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导了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毛泽东看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欣然写下了《送瘟神》的著名诗篇,热情歌颂了中国人民改天换地战胜瘟神的大无畏气概。

  经过党和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到1964年,全国血吸虫病流行的县市比新中国成立前减少了2/3,消灭钉螺的面积和治愈的血吸虫病人都接近70%。同时,由于采取现症治疗、预防用药等措施,其他各种急、慢性传染病的发病率也都大幅下降。比如,斑疹伤寒发病率1956年比1951年下降了89%,回归热下降了91%⑮。过去人烟寥落、田园荒芜的严重疫区,又出现了田增产、人增寿的欢乐景象。我国防治血吸虫病所取得的巨大成效,让世界各国医学界为之赞叹。

  三、确立“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医疗卫生方针

  毛泽东认为:“减少人民疾病死亡的基本方针就是预防”!⑯“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⑰。遵照这一方针,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为增进人民健康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实际工作。1949年至1951年,国家为全国45%的人口接种了牛痘,相当于国民党统治时期最高接种纪录的29倍⑱。1952年6月,政务院发布指示,决定从当年7月起,对全国各级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以预防疾病和开展环境卫生为主要内容的卫生防疫站,在解放前是没有的。到1957年6月底,全国已建立卫生防疫站1330多个,建立公立妇幼保健所(站)3800多个,建立各种专科疾病防治所(站)617所⑲。这些遍及全国的防疫所(站)以及后来在全国农村逐步建立起来的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体系,为城乡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

  在如何认识中国传统医学和学习借鉴西方医学的关系上,毛泽东主张要实行“中西医结合”,并把“团结中西医”确立为我国卫生工作的又一重要方针。1950年8月,他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⑳。

  为了推动中西医结合,从1955年12月开始,卫生部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举办了六期为期二年半的西医离职学习班;成立了直属的中医研究院,第一批聘请了各地著名中医30多名来院工作;设立了中医局和中医学术研究委员会,结束了一直以来中医没有国家级医疗、教学、科研及管理机构的状况。1956年9月,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创办了四所中医学院,为中医药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基地。1958年9月,中医研究院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毕业后,卫生部向毛泽东并中央呈送该班的总结报告。10月11日,毛泽东在报告上作了批语,充分肯定了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成绩,同时进一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凡是有条件的,都应该办一个70人到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以两年为期。⋯⋯这样,在1960年冬和1961年春,全国大约就可以有2000名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还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21)。

  遵照毛泽东关于中西医结合的思想,建国以来,我国广大医务工作者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兼采中西医两种诊断方法,大大推进了中西医结合的进程。中西医结合疗法在治疗多种传染病以及聋哑、骨折、急腹症、冠心病、白内障、再生障碍性贫血、大面积烧伤等疾病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不仅使中国传统医药学大放异彩,日趋兴旺,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指示的中西医结合疗法是我国医药学发展的正确方向。

  四、倡导“全民动员”,深入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

  1952年春,美国在侵朝战争中发动细菌战。在保家卫国的浪潮中,人民群众把在全国城乡广泛兴起的卫生防疫运动称之为“爱国卫生运动”。1952年3月14日,由周恩来任主委的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立,统一领导全国的爱国卫生运动。同年底,毛泽东为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22)。在毛泽东的号召下,爱国卫生运动迅速掀起高潮,极大地改变了城乡卫生面貌。

  1955年底,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爱国卫生运动要和“除四害”联系起来(23)。他指示胡乔木代中央和国务院起草一个关于“全民动员,讲卫生,除四害”的指示文件,嘱咐文件“内容要把人人振奋、改造国家,带动消灭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讲清楚”(24)。1958年“大跃进”兴起后,一些地方放松了对爱国卫生运动的领导。毛泽东发现这个情况后,在1960年3月16日写给上海局及各协作区委员会的《指示》中,郑重提出各级党委“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并且一定要于1960年,1961年,1962年这三年内做出显著的成绩”。鉴于麻雀虽糟蹋粮食,但主要是吃作物害虫,毛泽东在《指示》中特别提出,今后“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25)这个《指示》发出后,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城乡再次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关于在爱国卫生运动中除四害的思想,并非仅仅是要消灭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四种害虫,他认为,“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26);“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27)这就是说,除四害更深层的意义在于改变人们的旧思想旧习惯,在于提高人民的文化,振奋民族的精神。只有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和理解毛泽东的除四害思想,才能把握其真实内涵。

  由毛泽东亲自倡导的爱国卫生运动,对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0多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内涵不断丰富,形式更加多样,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推动了精神文明建设,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它所提倡的以人为本,以健康为本,全社会齐心协力消除危害人类健康的因素,共创良好人居环境的理念,至今仍给人深刻启迪。

  五、发展合作医疗,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8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民的健康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整体健康素质,更关系到新中国经济的振兴与发展。因此,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毛泽东就高度重视农村、农民的医疗卫生状况,这从他对血吸虫病等流行病防治工作的关注以及对爱国卫生运动的多次指导中体现出来。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经济条件的制约,广大农村缺医少药,农民看病难、买药难的状况仍然十分突出,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还存在许多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50年前后,原东北各省曾采用群众集资或以粮食、土豆、鸡蛋等实物入股投资的办法,建立了300多个医药合作社(28)。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山西、河南、河北等省农村又出现了一些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举办、实行“医社结合”的保健站。1959年11月,经过考察和调研,卫生部在山西省稷山县召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肯定了各地兴起的人民公社社员集体保健医疗制度。1960年2月2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0)70号文件批转了会议上报的《关于全国农村卫生工作山西稷山现场会议情况的报告》及附件《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要求各地参照执行。从此,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推开,成为我国农村卫生工作中的一项基本制度。

  毛泽东对新兴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给予了大力支持。1960年3月,他要求全国省、市、地、县“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各级党委专管书记和有关部门党组书记也要在党委第一书记领导之下挂起帅来,立即将中央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发下去,直到人民公社”。当他发现“大多数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没有看这样一个很重要而又写得很好的文件,也没有发到各级党委党组和人民公社去”时,严肃指出:“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29)。

  合作医疗为广大农民的卫生保健提供了基本保障。但是,由于农村总体医疗水平较低,因此,除了农民自助外,还需要国家从技术和人员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扶持。为此,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与医务人员的谈话时,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根据“6·26”指示,大批城市医务人员下放到农村或到农村进行巡回医疗,进一步推动了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

  1968年12月5日,经毛泽东亲自批示’(30),《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介绍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经验。由于这篇报道发表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期间,因此影响巨大。此后,合作医疗裹带着当时特有的政治色彩,在全国迅猛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90%以上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合作医疗制度。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他的领导下,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特别是农村卫生事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毛泽东的医疗卫生思想中也有缺点和不足,但瑕不掩瑜,他关于医疗卫生事业是党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的观点,关于“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挖掘中国民族医学宝藏的认识,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决策,关于“消灭危害人民的最严重的疾病”(31)、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的思想和实践等,直到今天,对于反思和解决当前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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