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及探索

来源: 时间:2017/7/20 8:31:42 作者:刘建武 编辑:王耐

  社会主义作为高于资本主义的一种新型社会制度,既是资本主义的批判者,也是资本主义的继承者。从本质上来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对立的,社会主义最终是要取代资本主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可以不必继承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之所以要取代资本主义,并不是基于抽象的理性判断和简单的善恶评价。社会主义不可能凭空产生,它是建立在以往社会全部生产力总和基础上的社会,而资本主义的作用就在于它可以为社会主义的建立和发展准备必要的条件和基础。所以,社会主义只有在继承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

  一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矛盾对立的,也是联系继承的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可以追溯到500年之前。16世纪初以英国的托马斯·莫尔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就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在此后的三百多年间,先后有德国的托马斯·闵采尔,意大利的托马斯·康帕内拉,法国的让·梅叶、摩莱里、加布里埃·马布利、昂利·圣西门、沙利·傅立叶及英国的罗伯特·欧文等社会主义先驱者,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就敏锐地觉察到了它所产生的难以克服的问题和罪恶。他们不仅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指明私有制是产生这些弊端的根源所在,而且描绘了取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素材。但限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是片面的和肤浅的。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命运,却未能揭示资本主义灭亡的经济根源;他们要求埋葬资本主义,却看不到葬送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他们憧憬取代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却找不到通往理想社会的现实道理;他们仇视资本主义的罪恶弊端,却不知道利用资本主义的历史成果。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他们的缺陷集中到一点,就是只讲对立不讲联系,只讲一刀两断的正义情感,不讲继承发展的历史法则;只讲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和批判,不讲对资本主义的借鉴和利用,这是典型的“一点论”。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认识上的贡献在于,突破了“一点论”的局限,初步形成了具有辩证法光辉的“两点论”。所谓“两点论”就是既讲矛盾和对立,也讲联系和继承,在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的同时,也主张以科学的态度继承和利用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与资本主义有着无法割断的内在联系。

  任何一个新的社会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在已往社会所创造财富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②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生产力是具有历史继承性的,新社会的生产力,既是上代生产力的改造和更新,也是上代生产力的积累和继承。

  一般说来,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母体上产生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离不开旧时代所创造的物质和社会关系。社会主义只有吸收、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全部生产力和全部具有科学价值的文明成果,同时否定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落后的生产关系,才能建设更高水平的新文明和新社会。在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看来,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历史联系是不能割断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总的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直接的历史前提。可以说,没有资本主义,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因此,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都应当利用和借鉴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切积极有用的东西。

  第二,资本主义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会,社会主义也应当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会。

  资本主义经济是开放的经济。工业革命开辟了世界市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使生产力发展的国际分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情况,以至于把生产力水平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卷了进来。“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③于是,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④。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人类历史只有“民族历史”,而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就使“民族历史”演变成为了“世界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开创了人类历史全新的开放时代。

  同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自然也不可能是地域性的,它必然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以开放式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国际性,使其“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⑤。马克思反复说明,共产主义决不能作为某种狭隘的地域性的存在,“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⑥。由此可见,开放性、全球性既是资本主义的特点,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

  第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对立的,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全面考察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深刻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到最后被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并明确宣称:“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⑦。可见,在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看来,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首先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两者之间的替代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

  当然“两个必然”的实现进程不会是直线的,两种制度的较量会表现为一个螺旋式的曲线替代过程。在这个曲折的过程中,无论历史演进的箭头发生怎样的偏斜,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正像黄河历经九曲十八弯也不能改变其东归大海的必然趋势一样。因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根源所在,要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彻底解决生产力,就必须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

  第四,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有条件的,会是一个漫长的自然历史过程。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在阐明“两个必然”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重要思想。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⑧可以说,“两个决不会”是对“两个必然”的重大补充,指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有条件的,不是随心所欲可以达到的。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反映了历史的趋势和必然,但不可能一蹴而就,相反需要一个漫长的此消彼长的过程。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间会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必然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发展着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此消彼长的时期。在马克思那里,社会形态的更替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一个社会是“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⑨。马克思还指出,股份制与合作工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⑩。这就是“两种物质扬弃方式”的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说,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是扬弃而非抛弃,自然也含有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意义。只要把“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两种扬弃方式”结合起来,才能更加全面和理智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第五,资本主义内部新社会因素的增长,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创造着条件。

  我们这里说的“新社会因素”,不是指资本主义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所准备的物质条件,而是指在资本主义母肮内孕育成长起来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新事物。对于这种“新社会因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高度重视的。1871年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曾说:“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11)1877年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被归结成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12)1876~1878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说:“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13)

  关于资本主义内部“新社会因素”的观点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没有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看成截然对抗和可以一刀两断那样简单。社会主义因素不是产生在空中楼阁里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的母胎中自然地孕育生产起来的,只有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内部成熟到足够程度时,社会主义才能取代资本主义。

  第六,落后国家要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就必须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应当首先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但他们对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规律也进行了探讨。19世纪8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针对俄国当时激进的民粹主义者关于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讨论,说明了他们的看法,认为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14)。后来恩格斯进一步认为,“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15)。尽管马克思认为东方落后国家先于西方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只是作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互补”的时候才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他们的这一设想,是其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多样性思想的体现,为落后国家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启发。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远没有现在这样重要和复杂。当时还是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和一统天下,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个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还处于理论的探索时期而远没有成为社会现实。所以说,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基本上是一种先后的关系,而不是并列的关系,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还主要是一个理论问题而非实践问题。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总体上看来还是一个理论思考和逻辑推演的问题,不可能从社会主义社会具体实践的角度来探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而只能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否定的内在趋势的角度,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角度,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一些主要特征和方面进行粗线条式的描绘和预测。所以,要简单地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寻找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的具体答案是不现实的。但并不能由此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根本没有关于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观点、原则和方法。马克思恩格斯的最大贡献在于,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是矛盾对立的,也是联系继承的,不是“一点论”而是“两点论”。问题是要善于把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提供的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关系的理论原则和思想方法与现实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以显示其生命力。因此,从实际出发正确地理解和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思想,就成为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妥善解决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二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敢于并善于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

  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列宁是一个伟大的探索者和开拓者。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使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从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关系社会主义生存发展的十分迫切的重大现实问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能不能共存,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要不要利用和借鉴资本主义的东西,如何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这一系列问题非常突出地摆在了以列宁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面前。在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过程中,也就是列宁探索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对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重要思想,实现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一系列重大突破,解决了以往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思想,给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

  第一,社会主义既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也是资本主义的“继承人”。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两个必然”的结论,揭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研究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现象,认为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不但没有缓解,而且还进一步激化,并由此得出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的结论。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16)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激化,显示出了帝国主义的垂死性和腐朽性。正是基于这种情况,列宁指出:“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掘墓人、后继人和接替人。”(17)这里的“掘墓人”,反映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的根本性对立关系。

  当然,社会主义除了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之外,还是“继承人”。列宁对资本主义的积极意义是充分肯定的。他认为,不能简单而抽象地断言“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因为,“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18)。列宁反复强调:“要获得胜利,就必须懂得旧资产阶级世界的全部悠久的历史;要建设共产主义,就必须掌握技术,并为了更广大的群众而运用它们,而这种技术和科学只有从资产阶级那里才能获得。”(19)“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建设共产主义。”(20)很显然,列宁把继承和利用资本主义看做是关系社会主义存亡成败的大问题。在他看来,“掘墓人”和“继承人”不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相辅相承的。

  第二,社会主义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并与之实行和平共处。

  随着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叛乱的平息,使俄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取得了同资本主义国家并存的条件。恢复经济和开展建设的任务要求苏俄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提出了和平共处的思想。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应当把自己国家社会主义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并反复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我们也愿意在合理的条件下给予承租权,作为俄国从技术比较先进的国家取得技术帮助的一种手段。”(21)“请美国资本家不要触犯我们。我们是不会触犯他们的。我们甚至准备用黄金向他们购买运输和生产用的机器、工具及其他东西。而且不仅用黄金买,还要用原料买。”(22)“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若没有一定的相互关系,我们就不可能有稳固的经济关系。事态非常清楚地表明,它们也不可能有稳固的经济关系。”(23)列宁认为,和平共处条件下,两种不同制度国家的关系是一种经济合作和竞赛的关系。实行和平共处的目的就是要创造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吸收资本主义发展经济有益的成果,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在根本上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

  第三,社会主义是在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成的,不利用资本主义的遗产就不能把社会主义建立起来。

  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落后的俄国,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对建设社会主义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不利用资本主义的遗产,就不能把社会主义建立起来。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为反对我们而创造的一切文化珍品。社会主义的困难就在于它要用外人所创造的材料来建立,可是又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社会主义。”(24)列宁关于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集中地表现在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公式的概括上,他说:“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25)可见,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社会主义的内涵中不仅不排斥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而且自然包括在社会主义“总和”之中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列宁把学习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认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并痛斥那种认为“不向资本主义学习也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是封闭落后的“中非洲居民的心理”。列宁的思路非常清晰,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没有丰富的资本主义遗产正是其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所在,首先面临的任务就是通过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成就,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第四,要善于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来建设社会主义。

  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商品和货币的关系,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面临的一个非常棘手的大问题。虽然商品、货币和市场早就存在了,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但只是到了资本主义时期才使商品交易和市场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鲜明特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未来社会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十月革命前后列宁也是持这种观点。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列宁对商品生产和货币关系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是明确提出工农业之间的商品交换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和实质,强调“用大工业(‘社会化’工业)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产品,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社会主义的基础”(26)。不仅不再把商品交换当做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而且认为只有利用商品交换这个杠杆才能建立和农民的经济联系。二是对公有制主导条件下商品经济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提出:“用来交换农民粮食的国家产品,即社会主义工厂的产品,已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决不单纯是商品。”(27)它反映的不再是人对人的剥削关系,而是工农劳动者之间在共同利益一致而社会分工不同基础上的平等互利关系。三是提出“搞商业化原则”办事,要把商业作为振兴经济的中心环节,并要求“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成为一个谨慎、勤勉、能干的‘业主’,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28),利用商业和市场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把商品、货币和市场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手段,是具有极其深远意义的历史性创见。

  第五,要善于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建设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29)。这种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表现在它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而是受“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与调节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承认,受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和监督,其活动范围受到国家的限制,其发展的终点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看做是小生产走向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和提高生产力的途径与手段,提出:“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30)列宁还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形式,即租让制、合作制、商人替代国家代购代销和租借制。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核心在于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解决了怎样把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问题,从而使国家资本主义最终走向社会主义。

  第六,要善于通过向资产阶级专家、资本家的虚心学习来建设社会主义。

  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缺乏的是文化知识、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那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列宁认为,应当向资产阶级专家、资本家甚至旧职人员等的学习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没有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专家的指导,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要求广大群众自觉地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基础上向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迈进。”(31)“如果认为我们只用清白的共产党人的双手,不要资产阶级专家帮助,就能建成共产主义,那是一种幼稚的想法。”(32)“不要害怕让共产党员去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其中也包括向商人,向办合作社的小资本家,向资本家‘学习’。”(33)“应该珍视每一个专家,把他们看作技术和文化的唯一财富,没有这份财富,什么共产主义也不可能实现。”(34)“对于专家,我们不应当采取吹毛求疵的政策。这些专家不是剥削者的仆役,而是有文化的工作者。他们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为资产阶级服务,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都说过,这些人在无产阶级社会里是会为我们服务的。”(35)应该说,列宁的这些论述是很深刻的,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重要意义的。

  第七,利用资本主义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是复辟资本主义。

  在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列宁的思路始终是非常清醒的,一方面,他深刻揭示了利用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反复强调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俄国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切东西。另一方面,列宁也清醒地看到了利用资本主义可能带来的问题和风险,并对此同样予以了高度的关注。他明确指出:与西方国家发生关系,这“是阶级斗争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继续,而决不是用阶级和平来代替阶级斗争”(36)。“如果苏维埃政权把自己的大部分工厂拿去租让,那是十分荒唐的;那就不是租让,而是复辟资本主义。”(37)他还说:“实行租让制,在经济上对我们有很大好处。当然,它们在建设一些工人村时,将带来资本主义习气,腐蚀农民。但是应该加以注意,应该处处用自己的共产主义影响加以抵制。这也是一场战争,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方式、两种形态、两种经济的军事较量。”(38)在这场较量中,“我们相信,即使在执行租让合同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会保护住我们的利益,决不让资本家政权复辟;我们一定能把这种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39)。列宁关于既坚持学习、利用资本主义的立场,又坚持在学习利用资本主义过程中的社会主义方向以防止西方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复辟的观点,对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尽管由于列宁的去世,使他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关系的许多思想,还来不及充分展开和实践,尽管当时列宁还只是把利用资本主义作为权宜之计,但是,列宁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始人所进行的探索,是具有重要开拓性意义的。对此,邓小平曾说:“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40)事实上,列宁的这些探索和思路,对后来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两制关系”是有重要启示的。

  三 共产党人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

  在中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的国家,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一直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观点,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一,中国的民主革命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锋芒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由于这个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因而其前途也不会是在中国建立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必然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创造条件。正是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反复强调:“资本主义在我国太少了,需要它的发展。”(41)他认为,中国不能从经济文化落后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42)。“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43)“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44)。

  同时,毛泽东还认为,让资本主义在中国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并不意味着革命胜利后会在中国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它的发展是有条件的,允许发展的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而不是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目的在于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创造条件。正如毛泽东所说:“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45)他还把这种中国需要发展的资本主义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指出:“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46)

  可以说,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与走向社会主义历史大势的认识是十分清醒的,对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也是十分清醒的。这种认识集中到一句话,就是中国太落后了,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

  第二,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

  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处理好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如何平稳地走向社会主义,就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面前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本国的具体实际出发,为了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性地实行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从低级到高级过渡的一系列形式,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47)毛泽东也强调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48)为了平稳地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在我国主要是采取了“两步走”的办法,“头一步是变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把独立的、不受限制的、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变为不独立、受限制、没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由国家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消灭阶级”(49)。在实践中成功地实行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创造性地实施了从收购、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到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由低级至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这场极其复杂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企业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壮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力量,而且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

  第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搞一点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以后,针对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出现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经营管理过于集中和一些商品短缺而给人民生活造成不便等方面的情况,陈云在中共八大上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并被中央所采纳。由此自由市场明显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加,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人们称其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56年12月的谈话中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50)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也得到了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赞同。刘少奇说:“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嘛!……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51)对此,周恩来也说:“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52)

  毛泽东等关于“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观点是很新颖的,这说明,他们并没有把社会主义看做是纯而又纯的社会,在社会主义占主体的条件下,搞一点资本主义对建设社会主义不仅没有坏处,而是有好处的,有帮助的。这就突破了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彻底消灭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而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论,成为后来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重要发端。

  第四,建设社会主义不能闭关自守,而要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对于能不能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做生意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一直是十分明确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表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5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还以法律的形式把新中国同外国进行商贸活动作了明确规定,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毛泽东还提出了中国不能孤立于世界而要把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指出:“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54)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也是十分重视的。1956年4月,毛泽东在接见丹麦驻华大使时曾说:“我们很愿意向你们学习,我们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我们也愿意向他们学习。每个国家都有值得学习的长处。”(55)他还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56)在讲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时,毛泽东说:“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57)就是在今天看来,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仍然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

  第五,不能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商品生产。

  在历史上,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看法始终是一个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重大问题。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讲过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实行计划经济,但在一定时期内还必须保留商品货币关系,主张搞大计划、小市场。1958年11月,毛泽东曾说:“不发展商品交换,生活不可能富裕。”“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58)他还多次强调,不要怕发展商品生产,发展商品生产不会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中国已没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了。

  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具有独创性意义的,第一次明确反对将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区分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不同性质,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些概念之间的内涵是相通的,它与后来我国进行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在思路上是一致的。

  第六,资本主义是区分为不同集团的,社会主义应对其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

  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不仅认为“资本主义是向下没落,社会主义是向上发展”(59),而且很早就意识到了资本主义阵营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事实,并主张对其采取不同的政策。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提出:“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60)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又说:“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一部分是民主的资本主义。……民主的资本主义比法西斯资本主义进步些。”(61)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从国际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认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中国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这一认识包含了他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新认识,它不仅认为资本主义是区分为不同集团的,而且超越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画线的传统观念,从而超越了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三个世界”的理论不仅表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存在着与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社会主义国家应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而且还表明了广大发展中国家不管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都是反对霸权主义的力量。

  第七,既要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交往,又要警惕和防止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和平演变”图谋。

  毛泽东一方面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来往,要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认为封闭自守是没有出路的。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要处理好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要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他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62)特别是他及时提出了要注意防止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问题,当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刚一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时,毛泽东就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个问题。1959年11月,毛泽东就指出:“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63)他还说:“帝国主义的战略目的是保存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帝国主义现在使用两套办法,一套办法是用战争手段,另一套办法是用和平手段。……从内部通过和平演变来搞垮社会主义。”(64)为了防止西方国家和平演变阴谋得逞,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措施,如强调要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放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要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并注意反对党内腐败现象等。尽管毛泽东在反对和平演变过程中有忽视经济建设而强调阶级斗争的偏向,但他对防止和平演变问题的敏锐洞察力和开拓性探索,是有远见的,这对全面认识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和建设中面临的最重要的外部关系,也是需要认真处理好的最重要的内部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或者说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与我们如影随形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就必须同时弄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怎样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的,不懂得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要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在探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过程中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及所积累的一系列重要经验,是我们极其珍贵的财富,为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由于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在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事实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每一个重要观点,都与对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和把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由于有了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正确认识,才使我们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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